从基层视角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建设

在清华大学香港政务人才EMPA班上的讲课

（2019年4月14日）

王院长邀请我来跟大家讲《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建设》这堂课，是看 中了我过去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经历，正好是踩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发 展进程。说实话，接到这个教学任务我有些忐忑，大家是香港的高级政务人才， 我唯恐我的讲课内容空泛对大家无所裨益。

我在中国中部省份一个偏远贫穷的山村出生长大，在村里念小学，乡镇念 中学，县城上高中，省城念大学，北京念硕士，后来又有机会考到美国公派学 习；工作从小镇上的矿山安全员起步，到基层公务员，一步一步做到主政一方 的官员，为官时得到基层老百姓的充分肯定，也获得过D中Y授予的巨大荣誉； 后来转场到社会领域，成为一个草根公益人，创办了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 会，尝试从社会领域帮助国家探索因病致贫社会难题的规律性解决办法。可以 说，我过往48年的人生，脚没有离开过基层的土地，也一直在以绵薄之力为推 动基层社会的进步而不停地思考和实践。所以，我在老师眼中的一个优点是“接地气”，我或许可以从基层视角来谈一谈这个宏大的话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社会变迁最为快速、最为剧烈的四十年，也是社会建设突破最多的四十年。这中间可以长篇大论来书写的大事件太多了，一一罗列这些事件不是这堂课的教学目的。我尝试着从几个重大节点事件来跟大家分析讨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社会建设的脉络，希望对大家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国情有一点帮助。

一、 小岗村的实验对当代中国的深远意义

小岗村是安徽省凤阳县的一个村庄。1978年11月的一个深夜，在小岗村一 间破草房里，一个叫严宏昌的农民带着十七个农民，神情紧张地在一张字据上 按下手印，把村里的田地分给各农户。他们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 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红手印，实施了“大包干”。这十 几个农民搏命式的努力迅速在最基层的土壤里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1978年前， 村里年人均口粮40余斤，几乎每户都有出门讨饭的历史。1979年秋，小岗生产 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自1956年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了12488公斤公粮。小岗村的大胆探索逐步引起各级政府直至最高层领导的重视，几年之内，全国范围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大锅饭”，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小岗村的现实和历史的意义，经济学上的和政治学上的意义已经被各界学者谈得很多了。我想讲的是社会学上的意义。在小岗村之前，中国在面对社会问题哪怕是最严峻的社会问题时，都面临着一个历史悖论——下面等着上面出政策，上面等着下面出经验。最保险的方式，就是互相等着，不动。因为动起来可能的后果在那个封闭的时代是难以想象的，那真的是杀头的危险。这十几个农民抱团搏命式的努力，最大的意义是打破了这个历史悖论的微妙平衡—— 面对艰难的社会问题，他们决定不等了，先动起来再说！

二、城市化的历史车轮给当代中国带来的社会红利和社会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大概是近几十年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事件了。关于城市化带给中国的发展红利究竟有多大，太多专家有精深的研究，各种耀眼数据我这里不想跟大家一一罗列了。一个我们身边最直观的例子，就是深圳这座从无到有的城市。四十年前，这里是一个小渔村。按照今年二月公布的经济数据，2018年深圳市GDP为24221.98亿元，增长7.6%。按人民币比较，去年深圳市GDP高出香港221亿元左右，这是深圳市GDP首次超越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经济总量第一的城市。深圳的发展，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缩影。

但是，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在日益显现。我认为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首先是贫富差距。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许多微妙的规则。在财富的创造与

分享中，一个明显的悖论是：没有差异则没有动力，而差异太大，就会产生破坏力。我们相信任何社会治理形态都需要寻找一个贫富差距适当的阈值，以保持社会前进的活力和动因，但又要小心防范贫富差距过大而失去公平。

现在世界上比较通用的测量贫富差距的指标是基尼系数。我在网上没找到201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只找到2017年的中国基尼系数，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的统计，2017年基尼系数为0.4670。较2016年上涨0.002个百分点（201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65），较最近触底的2015年上涨了0.005个百分点（2015年中 国基尼系数为0.462）。中国公布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创下最高值，为0.4910， 此后持续下滑，此次再次转为上涨。中国经济数据库数据显示，2014-2016年底， 中国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下降。与此形成反差的是，2017年胡润发布 的全球富豪榜上，中国亿万富翁人数连续第二年排在全球第一。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连续下降数年后，在2016年出现回升趋势。

同时我在网上还找到了一个号称比基尼系数更懂中国的蒙格斯社会公平指数，该指数的研究中，贫富差距指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三个拐点：差异拐点（0.2）、黄金拐点（0.463）及破坏拐点（1）。中国的差异拐点出现在2000-2001 年之间，当贫富差距指数在0.2以下的低值区时，绝对平均造成动力不足，高于0.2时差距的动力效应开始显现；黄金拐点对应的时间约在2006-2007年之间， 即指数为0.463，贫富差距在这个水平左右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作用最强。该指数通过分析贫富差距指数对经济总量的影响，发现贫富差距在2015年左右对经济总量已到破坏拐点，即指数为1。超过该拐点的贫富差距将对经济总量的增长产生破坏性抑制作用，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将更加集中于富人阶层，财富分化更加严重，贫穷人口会有日益强烈的被剥削感，缺乏合作精神和工作动力，有可能造成经济衰退。蒙格斯指数的研究显示，2018年我国贫富差距指数已超过破坏拐点。

数字是冰冷的，现实带给我们的感受更加直观。我们一方面经常在网上看 到曾经的首富儿子给自己的狗戴金链子戴苹果Watch，在自家五星级酒店里开美女Party一掷百万金，还有各种富二代们的花式炫富；另一方面又会不断看到一些扎眼又扎心的求助新闻，女大学生卖身救兄，中年汉子卖妻救女，贫困夫妻 在医院外面的街头跪下表演吃草为身患绝症的孩子乞讨救命钱 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富豪为富不仁，毕竟如曾经的首富自己公开说的“我自己辛苦挣的钱， 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也不能简单地指责贫困人口博眼球的极端表达，毕竟 他们不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不会这么彻底地放弃尊严去求生。但是贫富差距大到 冲击人们正常情感认知的程度，对社会发展来说不是好事情，长远来看对富豪 阶层也不是好事情。

第二个大问题是乡村凋敝。全国的整体情况有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数据， 我就不说了。我说说我在基层这些年的直接观感。我曾经任县委书记的那个县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县，而我在那之前是担任一个中国百强县的县级市市长，对比之下的感受是更强烈的。那个县五十万人，2011年我去的时候还有贫困人口16.7万人，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村人口有10.2万人。城市化虹吸了农村的青壮年劳力，农村人自嘲剩在农村的主要是38、99、61、250部队。38是指妇女，99是指老人，61是指孩子，250是指没有能力在城市立足的痴呆傻等弱势人群。大量的留守儿童、风烛残年的乡村老人，他们为城市化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过去任县委书记的时候，在扶贫和乡村建设方面是用心最多的。我得到党中 央的表彰也主要是因为我在乡村建设和扶贫方面的一些探索创新。国家近两年 高度重视的乡村振兴计划正是想推动这些问题的改善，从基层看，有不少成效， 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难度不小。因为这几乎是城市化发展难以避免的副作 用，我们不可能因为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需要陪伴照顾就不让青壮年出去打工了。过去没有城镇化的年代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乡村相对稳定完整，也是有很大问题 的。从国家层面来讲，我们还是只能从整体上、宏观上看利弊得失。

三、慈善法的颁布实施与构建中国社会治理的第四根支柱

我前面讲到了不少社会问题。以我过去横跨基层政府和公益组织的实践体 会，公益组织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重要力量，在社会治理上可以发挥特殊的 作用。2016年全国人大颁布实施的《慈善法》，为公益组织的发展注入了动力。

在西方治理得比较好的发达国家，有四根支柱支撑着社会运行：有改革意愿的政府、有创新精神的企业、有良性监督的媒体、有博爱情怀的公益。对我国来说，前三根柱子都比较粗了，相比较起来，这第四根柱子还很细。总体来说，我国公益组织发展的氛围和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差太大，与公益组织本应该发挥的作用相差太大。仅以中美两国的数据比较，目前两国经济总量GDP已经相差不大，企业发展水平也相差不大（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数量132:115已经比较接近），民间财富也相差不大（从现在全世界的奢侈品一半以上是中国人在购买就可以看出来），可是两国的公益发展水平却差别很大。我目前还没拿到2018年的权威数据，我还是用2017年的权威数据来说话。2017年，美国的社会公益捐赠额是41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6818.51亿元，占美国GDP的2.1%；我国2017年社会公益捐赠总额在比上年有较大增长的情况下是1499.86亿元，占GDP 总量的0.18%。公益捐赠总额，美国是我国的18倍，人均公益捐赠额，美国5978 元人民币，我国107.9元人民币，美国是我国的55倍。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习总书记在2015年11月 27日中央扶贫工作会上曾经讲过的“我们国家历来不缺扶贫济困的爱心和力量， 我们缺的是有效可信的平台和参与渠道。所以导致有些人宁愿把巨款捐到国外 去，也不用于国内的贫困人口。”国家顶层设计已经在重视，2016年人代会通 过了《慈善法》。如果民间社会组织能够在政府引导培养支持下充分发展，成 长起来一批有创新力和公益家精神的社会创新微观主体，就好比当年在政府支 持下成长起来的阿里、腾讯等一大批优秀民营企业一样，在建设“有效可信的平台和参与渠道”上就有可能取得突破性成果。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事实上也是社会创新与治理的改革示范区，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正在酝酿着一系列推动公益组织发展的大动作，相信大家不久之后会看到耳目一新的局面。

四、 精准扶贫国策的巨大成效和突出难点

如果大家关注习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会发现习总书记口中近些年的头号热词是“精准扶贫”。习总书记是2013年下半年在湖南省的十八洞村视察时提出精准扶贫概念的，这些年，这个词没离过他的口。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2018 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1.7%，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到2020 年，我国将实现在现行标准（中国目前贫困线以2011年2300元不变价为基准， 2018年贫困标准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3535元）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消除绝对贫困。

但是这不是一场容易的战争。最突出的问题是因病致贫。越是贫困的地区， 因病致贫问题越是突出。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及时、不到位，有可能影响到国 家扶贫战略的实现。2016年6月，国家卫健委（当时的卫计委）发布数据，中国的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的比例是42%。我过去任县委书记的巴东县，这个比例是48.7%。随着扶贫进入攻坚阶段，这个比例越来越高。“普通人和穷人之间， 只隔着一场大病的距离”是基层普遍的共识。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使2020 年我们动用强大的政策资源整体上消除了贫困，还是会有很多人源源不断地因 病返贫。

因为在青海做公益项目“联爱工程”，去年以来我去过青海十次。在青海调研中我们发现，虽然青海省有关部门做了很大的努力，大病救助政策进步较大，但是青海省的实际报销比例和内地相比，还是有明显差距。

究其原因，就是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我国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医疗保障领域的体现。一个地方的医保基金筹资额总体上是根据当地收入水平为基数征收的，青海省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829元，北京市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7230元， 青海省只有北京市的31%，不到三分之一，这就意味着青海省医保基金的保障能力也只有北京的三分之一不到。可是制药公司在制定药品价格的时候，是全国统一定价。青海省人口数少，面对制药公司的时候没有议价权。而国家在谈判新药价格的时候，也不会特别为青海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单独谈判更低的价格。

这种非常“不平衡”的状态，加剧了地区差距。其结果就是二者必居其一的艰难选择：要么医保亏损穿底，要么降低药品的实际报销比例加大患者负担。

习总书记高度重视健康扶贫。我整理了一下，习总书记近年来至少七次在重要场合讲到要高度重视因病致贫问题，分别是在2015年11月27日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在2016年8月19日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在2017年2月21 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在2017年3月4日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委员并参加联组会讨论时，在2017年6月23日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2018年3月5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在2019年1月1号新年致辞中。去年以来，国家层面有不少举措，最重要的一步是整合了几个部委的职能新组建了国家医疗保障局，为推动因病致贫这个社会难题的解决打下了基础。

除了国家力量之外，我们公益组织也在积极行动。我和公益伙伴刘正琛、陈秋霖在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老前辈支持下发起了联爱工程，愿景是“联合爱，推动因病致贫从现代中国消失”。

我们的方法是：1，选择试点地区（第一个试点地区是广东省河源市、第二个试点地区是整个青海省），选择一个复杂困难病种（儿童白血病），和当地 政府一起就儿童白血病建立“慈善--医保补充基金”，对当地所有白血病患儿 兜底治疗，探索对欠发达地区医保基金给予补充的可能性，开发测算补充基金 的计算工具、计算方法。我们开发工作的基础是科学、透明的“医疗技术评估”

——卫生经济学测算和模型，基于实际证据，来评估药物的价值与人均可支配 收入／人均GDP的关系，开发出“医保补充基金”的评估和测算工具。我们将基于这一模式，向国家财政部以及国家医疗保障局提出政策建议。对于经济欠发 达地区，建议设立“转移支付--医保补充基金”，扩大原医疗救助资金的适用 范围和规模，提高使用效率和成效，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医保资金账户给予补充。此外，根据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探索为不同的地区测算不同的重 要药物价格谈判换算系数。也通过公开透明的医疗技术评估探索推动目录外的药物纳入目录内的工具、方法和流程。最终让欠发达地区的患者能享受到国家 发展的温暖，获得可以和经济发达地区相当的治疗效果。2，在试点地区设立优医中心，帮助欠发达地区提升重大疾病的治疗能力，争取让更多的重大疾病患 者可以留在本地治疗。3，在试点地区设立肿瘤社工中心，为患儿和家属提供政策信息、医疗信息、护理知识、心理支持等社工服务。这是一个从患儿、医生、药物、政策推动等多个角度综合发力的公益项目，我们希望探索出因病致贫的规律性解决办法。

我前面跟大家分享过小岗村的故事，我们这几个公益人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想在健康扶贫领域帮助国家做一个小岗村。这个公益实践实际上承担了一个帮助国家来试错的功能。医疗保障领域是高度敏感的民生领域，政府来做实验的社会成本太高了，一旦有偏差失误，可能社会代价高昂。我们公益组织牵头来试，错了，也只是我们错了；但是如果万一成功了呢？我们还是要敢于做这样的梦，那时我们就可以把探索的经验贡献给国家，这个意义就大了。再说， 就算是错了，教训也可以贡献给国家，贡献给后来的实践者，也有价值。

我要跟大家讲的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我还是三句话不离公益人的本行， 无论讲任何课，兜兜转转总是会回到公益的话题上。香港的公益事业发展水平比大陆好很多，我们用的很多关于公益慈善和社会工作的教材都是香港的，大陆这些年的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也得到众多香港企业家和民众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场合，我也要代表大陆的公益人向香港的公益界以及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在座的高级政务人才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想把前年初我转场公益后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你好，我的下半场》跟大家分享，里面有我对社会变迁的感受和认识，有我从事公益的初心和思路，希望对大家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建设有所启发。

离开清华园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