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碧桂园集团扶贫工作会上的演讲：社会力量在精准扶贫中该如何作为？

（2018年）

尊敬的朱总、罗总，各位区域扶贫负责人： 大家好！

感谢劲荣邀请我来跟大家做这个分享。我在湖北西部一个贫困山区出生长大，靠读书一步步走出山外。曾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任过五年多时间县委书记， 前年底任期届满时辞去公职投身公益，去年初创办了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就是致力于贫困地区儿童的大病救助和教育关怀。无论是成长经历的感同身受，体制内工作时的身体力行，还是进入公益领域后的创新扶贫探索，我一直都在对扶贫工作全身心投入，所以也很愿意来给大家的扶贫工作当个参谋。

精准扶贫是现阶段的国策。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这个词，背后所蕴含的，就是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医疗不公平、教育不公平。十九大报告用了整整一段来讲精准扶贫工作。我觉得本届党委政府特别伟大，有历史担当来挑战整体脱贫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难题。作为一名基层普通GC党员，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同时对这个国策有深深的责任感。无论是过去在体制内为官，还是现在作为普通的公益人，我都愿意为这项伟大的工作倾尽微薄之力。碧桂园集团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在九省十四县同时启动扶贫工程，充分体现了大企业的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担当。杨主席关于集团扶贫工作的讲话我都学习过。杨主席的两句话我印象深刻，一是对大区域负责人讲如果项目做得不好可能不会免职，但是扶贫工作没做好是会免职的；二是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投入上不封顶。十三县的扶贫工作阶段性汇报我也看过，大家做得很棒。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我对扶贫工作的认识和我认为比较有效率的思路和方法，不一定对，希望对大家的工作有一点参考作用。

我想先简单地谈一下我对扶贫工作的认识。简单讲，扶贫工作就是政府和社会力量对陷入贫困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和救助。

首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和救助，是在社会层级客观存在下的一个良性互动循环。这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对社会规律的充分尊重，需要各个层次的决策者冷静分析和科学决策。这个过程甚至和国家社会的先进落后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说在社会整体收入水平很高的美国， 也存在不少的赤贫人群和无家可归者。在经过很多年的实践之后，民主和共和两党仍然在为如何制定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争吵不休。民主党主张由政府主导的大福利政策，共和党认为这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却只起到奖懒罚勤的效果， 养了大量的懒人。共和党提倡小政府，减少社会福利，鼓励资本主义的市场调节机制，又被民主党讥讽为没有良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没法说服对方。虽然东西方存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但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议也同样反映了进行社会弱势群体支持和救助的复杂性。

我们也是一样。一方面要积极的投入到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和救助中去，另一方面要很清醒的认识到每一种救助方案都会有负面影响，找准救助的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动态平衡过程，过犹不及，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必须及时评估救助的效果，进行方案的调整和升级。

我们面临的状况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和救助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它也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点悲观，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乐观的表达。因为我们在做的是一件知难而上的事情。我常说看清仍然热爱，知难仍然行动，这是一件既需要情怀，也需要理性的伟大事业。也许一个更好的表达方式是：对社会弱势群体支持和救助的扶贫工作，是一个永无终点但又永远重要的事业，因为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下面，让我聚焦到具体的扶贫工作思路和方法，从当前扶贫工作的现状、重点、难点、对策思考四个方面更具体地谈谈我的认识。

现状：绝对贫困问题即将解决，但是相对贫困问题仍然突出。有D中Y坚强的决心和周密部署，有各级党委政府强大的执行力和行政动员能力，按照现行的脱贫标准，对于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实际上多数已基本达到。前不久跟好几个中央国家机关下派到贫困县挂职的干部深聊，大家共同的感觉是，基层过去传统意义上的穷人已经很少了，2020年整体告别贫困这个大的政治任务，完成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扶贫和乡村振兴有很多难解的问题，特别是农村健康的青壮年越来越少，从社会结构看，中坚力量断裂，干什么都难。扶贫工作2020年之后肯定是停不下来的，今后长期的扶贫工作怎么做， 大家仍然感觉很沉重。

重点：相对贫困人口有意愿、有机会、有保障跳出相对贫困，进入小康收入群体。让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人口，有更多向上流动的希望，是下一步扶贫工作的关键，也是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的重点。

难点：

扶志。老百姓有意愿、有动力从根本上走出贫困，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农村有句俗话，推着走走不远，教的戏唱不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任县委书记后期，曾经在大会上谈老百姓的自强感恩教育问题。必须承认我们绝大部分老百姓是勤劳善良的，是自强的，感恩的，这一部分其实相对好扶。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全覆盖式的整体脱贫，我们就不能忽视那小部分不自强不感恩的老百姓，不能忽视这种现象对基层社会生态的负面侵蚀。少数群众抱着“我穷我有理，我是穷人我怕谁，我不签字承认脱贫你们干部没法交待”的心态， 坐在门口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把住这难得的签字权向政府干部提要求。如果我们老是顾忌说老百姓的不好是政治上不正确，回避这个问题，或者看到问题轻描淡写一笔带过，那么越到后面会越难办的。

扶智。很多老百姓想脱贫，但是不知道怎么干。我最近在延安的延川县参加民政部的培训时曾走访过几个老百姓，一户人家的状况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他们家只有父子两人，父子都有低保。五十岁的父亲在家，种有6亩枣园，还 有过去闲置的8.5亩田流转出去给大户种枣，每亩地年流转收入200元；二十二岁的儿子在西安打工，给一个工厂做门卫，一个月收入1600元。父子都只有小学文化水平，虽然有明确的意愿想脱贫，但是不知道干什么好。父亲在家基本上闲着没事干，整天吃了睡睡了吃，院子里晒晒太阳；二十出头的儿子在工厂守大门，做的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工作，下了班上上网打打游戏。这一家人就是比较典型的佛系贫困户。按照国家定的脱贫标准，以家庭年人均收入2300 元（2010年不变价）推算，2018年约为3655元，2019年约为3873元，2020年约为4103元，无论怎么算，这家人都已经可以脱贫了。但是，在这家人身上，根本看不到阶层向上流动、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希望。

扶健康。根据国家卫健委2016年6月的数据，中国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的比例高达42%。经过近两年脱贫攻坚，剩下来的待脱贫人口中，这个比例会更高。习总书记去年6月23日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到“在深度贫困成因中，需要特别关注因病致贫问题。”如果不能消除因病致贫，即使2020年整体上都脱了贫，那么之后也还是会有人源源不断的因病返贫。仅以癌症为例，我国癌症的平均发病率约为278/100000。按平均比率来算，近些年七千万脱贫人口中，每年新增的癌症患者将会达到近二十万人。如果对他们的医疗保障水平跟不上，这些人几乎注定会返贫。

对策思考：厘清政府和社会力量在扶贫工作中的不同角色，政府的归政府， 社会的归社会。老百姓在心底认为政府无论做什么都是应该的，所以政府包揽式的帮扶在少数群众那里效果适得其反。扶贫工作光靠政府不够，社会力量的参与很重要。打个比方吧，对贫困户来说，政府好比是家长，社会力量好比是邻居或者朋友，帮扶角度不一样，老百姓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也会不一样。

在扶贫工作中，政府的角色应该是提供道路交通、网络覆盖等发展生产的基础设施；提供异地搬迁、污染防治等基本的生存环境；提供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预防贫困的社会保障；以及对鳏寡孤独及残疾人等极端弱势者实施生活兜底。

企业和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在这个基础上，提供有效补充。社会力量在扶贫工作中最应该做的是政府不好做的事，做不好的事，顾不上的事，做不完的事。

政府不好做的事。如对于重大社会难题的制度性改革试错探索，政府是不好试错的，那样一旦失误的话社会成本高昂。最好是社会力量来试，形成可复制的模式之后，政府来主导推广。我和正琛、秋霖联合一帮公益伙伴发起的联爱工程，就是这样一个试错探索。我们在广东河源和青海省，以儿童白血病的救助为切入口，做重大疾病综合控制的公益社会实验，探索因病致贫这个社会难题的规律性解决办法。针对中国医疗卫生方面三个方面的制度性缺陷：缺药，缺医、缺社工，我们设立了医疗技术评估、优医、医务社工这三个中心。我们将实验地所有孩子医保目录内的报销比例增加到90%。同时，我们委托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的公共卫生专家对目前临床已在广泛使用但是还不在医保目录内的几个新药贵药做“卫生技术评估”，评估内容包括相对疗效、成本效益分析、预算影响。我们7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评审会，通过评审后我们将这些药物的报销比例纳入我们基金会和当地政府联合设立的“慈善-医保补充目录”。同时，我们将支持贫困地区提升儿童白血病的治疗能力，争取把患者留在本地治疗，而不是只能拉家带口千里迢迢跑到省会或者北上广求医。我们也在实验地建立了肿瘤社工中心，为患者提供心理和社会服务。希望能以公益的力量来帮助政府为医疗改革试错。

政府做不好的事。如因地制宜的具体发展产业，这个选择题不能由政府来做。很多时候，基层政府号召种什么，什么就不好卖。这不是一句笑话，而是基层很多地方的现实。我到过西部某著名景区附近的一个村子，当地老百姓跟我讲乡政府组织发展葡萄产业，觉得靠近景区肯定好卖，几年前号召老百姓把玉米苗子拔掉种植葡萄。五年过去了，一方面因为技术、气候等原因导致葡萄歉收，另一方面游客并不像地方政府想象的爱买，老百姓普遍不仅没赚到钱， 反而倒贴了不少钱。农民气不过，集体到乡政府上访。这种例子很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家家户户决定具体发展什么产业，就不应该是政府做的事，政府也做不好。

这方面企业和社会组织可发挥的作用就大了。碧桂园集团立足于企业优势， 和扶贫地的区域优势相结合，发展花卉苗木种植产业，生产技术、市场销售， 都不愁，这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政府顾不上的事。关怀留守儿童。政府提供了基础义务教育，但是提供不了大量留守儿童的情感抚慰。这是一个沉重的现实，我过去工作的那个县， 五年间留守儿童的自杀和意外伤害等非正常死亡达到了22人。这是城市化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带给这一代人的无奈现实。我们不能怪政府，政府不可能因为留守孩子的孤独就不发展城市化了，不让农村父母出去打工了，也不可能给每个留守孩子指定一个基层干部来做情感抚慰的妈妈或爸爸。但是，公益组织可以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作用。我的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和文科园林公益基金会联合举办的“读书，带我去山外边的海”公益夏令营，把贵州大山里品学兼优的留守儿童带到深圳的大海边来看海，就是在做这种尝试。我亲自给孩子们讲诗歌赏析课，鼓励孩子们在诗歌中感受美、感受爱、感受力量。我们还将联合“是光”四季诗歌公益组织，开发三至八年级的诗歌系列课程免费给到乡村老师， 让山里的老师带着孩子们上诗歌课。我还有一个乡村公益项目设想“我要看到你”，希望能够让那些因为生计奔波而城乡分别的亲人比较容易互相看见。这个项目因为实在太忙尚未来得及实施，我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做起来。全国已有一些公益组织在关注留守儿童的情感抚慰，面对数以千万计的农村留守孩子，这种工作多多益善。

政府做不完的事。开展乡村平民教育，是各级政府都在做的事。但是，政府的确责任无限，精力有限，这些工作非常需要社会力量来补充。

一是参与新时期的扫盲运动——扫网盲。前些年偏远贫困山区对信息社会的无知、无视，不断在拉大山里山外的距离。我在任县委书记期间，曾主导通过信息化实现了“农民办事不出村”，偏远村落的农民可以在村委会申办一些行政审批事项，村级受理员扫描基础材料，通过外网传到县行政服务中心，县里内网办理，再通过外网将结果返回村里。这项工作上过央视新闻联播。后来我又创意策划了“农村信息赶集”，在村委会开通免费WiFi，接入名就是“GC党”，我当时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是GC党在引领大家走出贫困，走向山外的信息社会。我们每月一次在偏远乡村搞一场信息赶集，一共搞了17场，编写村民扫网盲读本，教会农民上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很好。现在想来，这项工作其实特别适合社会组织来做。在新的时期，我们一方面要教会不懂上网的农民会上网，教他们学会使用网络上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也要教他们学会识别网络上的糟粕，特别要避免农村的孩子们被一些无良网络商倾销精神鸦片。因为这一部分巨大的流量潜力也被一些无良商人紧紧盯着呢，他们设计的网络游戏目标就是攫取这些可怜孩子们的时间和注意力。曾有一个著名的商人说“如果我们设计的游戏让孩子们只连续玩了三个小时就停下来了，我们的设计就失败了”，想想吧，对于那些没有父母陪伴又学会了上网的农村孩子来说，这种局面多可怕！这也是扫网盲的一部分。我准备找个其他地方把这项新时代的扫盲工作再试起来，在座的哪位区域负责人有兴趣可和我联系。

二是提升公民道德教育。我过去为官时说要重视贫困百姓的自强感恩教育， 被少数人断章取义喷得最厉害的就是“你要老百姓感恩谁？你们政府做的任何事都是该做的，我们不需要感恩你们 ”现在想来，这件事政府来做怎么看都像是说教，老百姓往往不爱听。社会组织更适合做这些事。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深邃的道德文化。我们有“仁义礼智信”这些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有“温良恭俭让”这些为人处世的传统美德，有“忠孝廉耻勇”这些高尚的为人品格。我们比照这些标准看看，基层社会这些年的道德感是不是越来越淡漠了呢？这是现实，我们不要回避。当然这个板子不应该都打到老百姓身上，比如我前面举例说到的“扶志”难题，有少数老百姓在扶贫验收算账时拒不签字，就有一些对基层风气不好的怨气因素在里面，“你们基层官员吃拿卡要各种贪腐还少吗？现在习总书记给我们穷人授了这个权，轮到我来卡你们一次了，我卡一下你们又怎么了？”。现在，党和政府一方面在强力反腐正风让老百姓服气，一方面在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情况有明显改观。我们社会力量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参与来倡导这些道德教育。

三是开展生计教育。社会发展一日千里，但是我们广大的贫困农民多数的认知还在原地踏步。一些新的业态，新的发展机会，我们企业和社会组织可以利用各自优势对贫困百姓进行普及推广。比如京东公益扶贫、阿里村淘着重对农村百姓进行电商培训，中国农大的李小云老师进行的“河边扶贫实验”，也是在尝试给老百姓做生计教育。我们要让农村的老百姓不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还赚得到钱，这样记住的乡愁，才会是美丽的而不是苦涩的乡愁。

四是开展环境教育。我在贫困县任职的时候，曾提出过一个号召“扫干净、摆整齐，讲规矩”，看似一个底线要求，其实很难。我小时候家里也很穷，但是我就记得我妈妈很爱干净，屋里院子里总是扫得干干净净，我们穿的衣服即使是补丁衣服也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那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预示着希望的生活态度。我那个村子里有很多穷人，有的穷得干净，有的就是里里外外邋遢得很。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看来，那些讲干净的人家，多数都走出了贫困，那些脏兮兮的人家，几十年过去依然很穷。这件事，光靠政府提号召还不够，社会力量可以发挥作用。廖晓义老师创立的“北京地球村”、“乐活家园”，在农村地区做公益实验，倡导干净的节约型生态民居，取得了很好的实验效果。这件事，值得更多的社会力量去做。

五是开展健康教育。健康是一个人发展的基础，没有健康一切都归零。这是防范因病致贫社会问题的上游关口，但是又往往被忽视。当前，健康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第一大因素。农村地区由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导致很多慢性病，从而进一步发展为一些大病。引导老百姓健康的生活方式， 不仅需要政府的力量，更需要全社会的力量。比如饮食教育、卫生习惯教育、中医的合理普及等等，需要社会力量多方面去引导。

六是培育社区精神。社区精神就是“我要为自己负责、为社区这个小型共同体负责的精神”，也就是发展经济学所说的“参与式发展”。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四川地震后有公益组织给村子里修了自来水系统，过一段时间村民就过来说：你们的水管又坏了。村民没有把自来水系统看成自己的，这就是项目设计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应该动员和辅导社区居民来参与，而不是把社区的人全部变成“受助者”。这种社区参与特别重要。有个北大毕业的高材生汤敏，创办了古村之友这样一个公益组织，就高度重视了村民的参与。他们发动村民一起在村庄进行古建修缮、非遗传承、家（村）史馆修建、家谱编修、人物传记出版、文化传播等工作，通过传承乡土文化公益孵化新乡贤，吸引了不少外出打工者回流乡村，推动了乡村德治自治，受到基层老百姓的欢迎。

当然，我们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也面临一些挑战。一是缺乏运营的专业力量，二是有些市场直接操作缺乏公信力，三是行动比较分散缺乏合力。现在碧桂园集团这样的大企业投入扶贫工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好的契机。我们这些公益人也在努力整合各方面力量，为更公平更美好的社会而行动。我相信，我们企业和公益组织联合起来，一定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精准扶贫这个历史洪流中有所作为。

以上是我对扶贫工作的一些认识和思考，供大家参考。

至于劲荣邀请我给大家做参谋，这个参谋工作怎么做？我想不能凭借我过去的经验想当然，我会认真研究大家各自的工作报告，有条件的话争取到实地看看，然后综合给大家一些扶贫项目设计和落地实施的具体建议。

谢谢大家！